博彩评测的千年温度记录来源于什么呢

时间 2017-06-17 19:48 点击

    “全球变暖”是当今社会一个时尚的话题。近日,专程去“800秀会场”参加“静安白领讲堂”,聆听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教授的一堂《“全球变暖”争议背后的政治与科学》讲座,详细讲解了“全球变暖”议题的来源,以及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政治博弈的情况。
 
    江晓原先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毕业生,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史专业博士,此后一直是这个文科与理科交叉领域的研究者。他先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1994年中国科学院特批为研究员,次年成为博士生导师。他长期领导一个国内唯一的天文史研究组,1999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出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首任主任,并一直任职至今。
 
    他已经在海内外出版《天文真学》、《星占学与传统文化》、《历史上的星占学》、《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和《天学外史》等等十六部专著,同行对其评价是“功力深厚,思想激进”、“写的学术专著象侦探小说一样好读”等评语。近期江晓原先生一直活跃在上海的一些科普讲坛上,在沪上稍微对学术界和科普界有点关注的市民,大多已经对其名字比较熟悉了。
 
    这次,他与我们交流的,是我文前点明的“全球变暖”话题。
 
    今年夏季,江南持续高温,除了创出100多年气象记录的高温之最。那段时间,报刊杂志电视网络到处都在用各种资料,反映出“全球变暖真相”的相关报道。南极冰盖融化、喜马拉雅冰川退却,海平面上升,臭氧空洞扩展等等,不一而足。江晓原先生对此的结论是,这一切,只是一场“阴谋”。
 
    “地球变暖说”,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一个叫曼恩(MichaelMann)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刚刚毕业的古气候学博士,在一篇论文里划出一道神奇的曲线,这道曲线是他研究1400年~1980年近六百年以来,北半球平均温度变化的曲线,并由此类推到地球千年以上的温度变化。由于前半部分都比较平坦,到20世纪近一百年来陡然扬起,类似一根横卧着的曲棍球杆,故名“曲棍球杆曲线”。这道“曲棍球杆曲线”显示,20世纪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世纪,再与20世纪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曲线摆放在一起,那就说明了,二氧化碳浓度越高,气温也就随之增高。
 
    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一直为潜在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影响地球生存环境而努力,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要想说服所有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做某件事,本来就是非常不容易的。由于缺乏科学的依据支持,控制工业化生产,又牵涉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利益,那就更是难上加难。现在,一个天赐良机出现在眼前,IPCC组织当然大喜过望,主席英国人霍顿爵士于2001年在中国上海宣布:“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学说,成了”。
 
    自从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日本东京通过人类第一部限制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之后,全世界各个国家纷纷响应,但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工业大国美国和俄罗斯一直没有通过,这也成为联合国的一桩心病。其时,正值俄罗斯急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推国英国和欧盟将其作为一个支持该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而美国在小布什上台后,拒绝提交国会,也拒绝批准这个条约。
 
    关键时候,曼恩的“曲棍球杆曲线”理论为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无异为之打了强心剂。
 
    2007年,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与积极倡导改善全球环境和气候状况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作为IPCC第三次报告的主执笔人,曼恩也由此一鸣惊人,名利双收。
 
    人类系统地记录温度资料,起源于1850年。之前,根本就没有温度的记录,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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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曼恩的依据是美国一种叫“狐尾松”植物的年轮分析。“狐尾松”以长寿著称于世,1957年,美国植物学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怀特山脉找到一棵狐尾松,经过测定它的年龄达到4768岁,被认为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树木,这棵“圣树”也被人们以《圣经》中的“寿星”玛士撒拉命名了。曼恩通过“狐尾松”树干的年轮分析,解读出千年以来的气候温度变化。实际上,“气候变暖”的科学根基,不是物理学,而是统计学。
 
    但是,曼恩学说出炉以后,质疑之声从未停歇。直到加拿大一位退休的统计学家麦克因特尔刊文,逐条指出曼恩犯了统计学上的错误,所以他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为此,曼恩不得不在权威的《自然Nciture》杂志上刊登“更正错误”的声明,但他依然坚持这不影响他“以前公布的结果”。然而,这份质疑,同时掀起巨大的波澜,美国国会“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专门委托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应用与理论统计学委员会主席魏格曼(Wegman)进行独立第三方调查,为表示终于科学,魏格曼带领一批雷锋一样的统计学家宣誓不收取任何报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曼恩的分析方法错误,无法予以支持”。
 
    于是,一度轰动全球显赫的“曲棍球杆曲线”理论,变成了一场学术丑闻,由此又引发了全球性的清算“全球变暖”理论。然而,这一切还并未结束,“变暖派”与“未暖派”争锋相对的较量还在持续上演着。
 
    反观戈尔在2000年竞选美国总统失败以后,转而将注意力转向“全球变暖”议题。他耗费了极大精力拍摄了一部《难以忽视的真相AnInconvenientTruth》,探讨格陵兰和冰床溶解给地球带来的灾难,影片上映举世震惊,这部纪录片也一举夺得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之后,同名书籍出版,数度夺得《纽约时报》排行榜首位。戈尔大获成功之后,曾经也有记者对他进行质疑,他也毫不回避,因为他的背后有“新能源”企业的背景,他排斥“碳排放”,也是为了推进“新能源”的发展。
 
    江晓原先生介绍完所有“全球变暖”议题背后的政治与科学后,提出自己的见解,那就是不能以学术造假来支持“政治正确”,也不能“政治正确”的伪科学来替代“政治不正确”的真科学。科学就是科学,以科学为政治所用,会产生一门“科学政治学”,这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悲哀了。
 
    互动环节,满脑子都定型“全球变暖”的我们,真是无法接受这乱哄哄的变局。我在提问时,就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不管是否变暖,我们知道的信息就有在南极冰山融化、臭氧层扩大、很多山脉冰川退化、哥本哈根会议上,有岛国国王因为没有通过共识的决议,而失声痛哭等等,所有这些,应该说明我们地球存在问题;第二,就我们亲眼目睹的,也确实存在西方社会利用这个议题,向我们第三世界的国家推销“碳汇减排量”减排指标和几近天价的环保设备等等。只是,我们不是科学家,也无法懂得科学与政治的博弈,但是,环保对我们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不说变暖,就说雾霾、水污染、食品污染之类的,就足以让我们警醒的。
 
    江教授针对我提出的看法,给出正面回应,那就是不管“全球变暖”是真是假,大家都应该保护环境,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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